读完刘震云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，看过冯小刚的电影版，最先刺痛我的，是一个极度反直觉却无比真实的细节：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灾民的生死不闻不问，而为了进攻河南的日本人，却给灾民发放了粮食。在那个饥饿至极的绝境里，灾民首先是生物学上“活生生的人”，然后才是国民。

当一个人饿到要卖儿卖女、甚至易子而食的时候，那些宏大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，而是最底层、最真实的底色：生存。

伴随这种震撼而来的，是另一种荒诞。在书中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，考虑的不是国民的生死，而是自己的政治未来和历史留名，他将外交博弈排在了人命之前。300万死在逃荒路上的河南灾民，因为没有权力、没有剩余价值、无法影响战局，在历史的天平上甚至抵不上甘地饿一顿肚子的分量。

正如刘震云在《咸的玩笑》书中所探讨的意味：真理和真相，似乎永远握在有权力的人手里。历史的模样，不过是当权者想要呈现的模样。我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历史书，到底什么是重点？到底什么是真的？这种滤镜碎裂后的虚无感，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书里的杜太白一样，陷入了迷茫。

然而，比这种迷茫更让我感到痛苦和分裂的，是我作为读历史的人的“无法感同身受”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强烈自责感。

我们这代人，在国家的良好呵护下，从未经历过真正的饥饿，我能从字面上理解那种惨绝人寰的痛苦，但在情感上，我就是无法真正代入那个当下的场景。我认为，只要不是置身于那场大旱之中的人，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，还是几十年后翻开书本的我，都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。面对三百万人的死亡，我的生活依然平静，这种无法跨越的时空隔阂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自责。

这让我想到了电影《闪灵》中去往酒店路上的那个情节。当提及曾经发生过极其残酷的“吃人”事件时，那个小孩用一种极其无所谓的态度说：“我知道这个事情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。”

这正是最让人感到分裂和毛骨悚然的地方。当我们站在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时，再极端残酷的人间炼狱，也会被时间和空间淡化为一个轻飘飘的知识点，冲击不到我们当下的生活。这种“旁观者清”的残忍，时刻保持自省。